五楼自拍

您所在的位置: 五楼自拍  >  学术研究  >  学术报道  >  正文

牛津大学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在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开展两场学术讲座活动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6-11-20

本网讯(通讯员 鲁彦君) 11月17日至18日,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荣休教授蒂莫西·威廉姆森在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进行了两场讲座,活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学术氛围浓厚。

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主讲“为什么知识优先?”

第一场讲座以“为什么知识优先?”为题,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陈波教授主持,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讲师刘子轩评议。威廉姆森阐述了为什么知识能力在智能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及为什么它比形成准确信念的能力更为重要。讲座还解释了,为什么对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区别的理解,先于对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区别的理解。针对幼儿和非人类动物的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威廉姆森首先介绍了“知识优先”(knowledge first)这一认识论进路。作为核心概念,“知识优先”进路主张在认识论中,应将“知道”与“不知道”之间的区分置于优先地位。这一进路是由其在2000年出版的《知识及其限度》一书中提出并进行论证的。该进路为多种现象提供了阐释,包括:信念、知觉、记忆、证据、证据概率、断言以及理论等。与“知识优先”进路相对的是“信念优先”(belief first)进路——后者在20世纪下半叶的认识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信念优先”模型强调“得到辩护的信念”(justified belief)在规范性地位上优于“知识”。在“信念优先”框架下,即便某种信念实际上是错误的,只要它拥有充分的根据,人们依然可以持有这种“得到辩护的信念”。其核心分歧在于:在进行解释时,究竟应当以“知识”为起点,还是以“信念”及“证成”为起点。

接下来,威廉姆森通过考察认知系统的演化优势为“知识优先”进路提供支持。他认为,拥有心智的主要适应性优势在于:能够根据生存需求(如获取食物、繁育后代、水和保障安全),实时、灵活且恰当地调整自身行为。为实现这一目标,动物的认知系统必须整合感知、记忆、思考/推理等多种能力,而认知系统的演化功能在于为动物提供“知识”,而非仅仅是“真信念”;因为知识能够建立起与现实之间可靠的联系。

这一主张受到“信念优先”的挑战,后者认为“真信念”足以满足生存需求,而“知识”并非必要,认知系统演化出的功能,在于为动物提供据以行动的、正确的信念。对此,威廉姆森提出两项回应:

首先是概括的有效性问题:若用“真信念”取代“知识”来解释演化功能,会削弱解释的效力。这种解释过于宽泛,以至于失去了信息价值。例如,若将腿和翅膀的功能统称为“用于移动”,便无法揭示它们各自特定的生物学目的。同理,若将所有生物学功能都笼统地定义为“对动物有益”,这种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另外,既然错误的信念有时也有用,那么顺着这个逻辑,下一步或许会说:认知系统的演化功能,就是为动物提供可据以行动的“有用信念”。这种说法解释力更弱。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推演,最终会得出结论:所有生物系统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即让动物获益。因此“信念优先”这一回应方向是错误的。

其次是内容生成问题:威廉姆森考察了一个简化模型——包含环境状态E(例如:水坑)与心智状态B(信念)——展示了即便“真信念”的形成,也依赖于“知识”。在不利条件下(例如动物误食了致幻蘑菇),它可能纯属运气好而持有关于水坑位置的“真信念”,但此时它并不具备“知识”。然而,该信念的内容(即对E的表征)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认知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即在正常(有利)条件下,E与B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即便动物仅仅持有一种“真信念”,这种信念的内容在间接层面上依然依赖于其获取“知识”的能力。

在对“信念优先”挑战做出回应后,威廉姆森进一步说明了知识和信念的关系。他指出,认知系统演化出的功能是为决策提供“知识”,而非仅仅提供“信念”。知识作为决策的局部输入,其“局部”输出表现为意图,“非局部”输出表现为行动。虽然单纯的信念(例如由幻觉引起的信念)在局部层面表现得如同知识,但在非局部层面却会失效,因为它缺乏与现实之间正确的因果联系。“信念”是在局部层面能够像知识那样作为决策输入的事物,由于知识在局部层面与自身一致,因此“知识”蕴含“信念”;而由于单纯的信念在非局部层面与知识存在差异,故“信念”并不蕴含“知识”。但他强调,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信念或知识都会被实际用于决策;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储备,在需要时可供调用(以好奇心为例)。

关于知识和行动的关联,威廉姆森表示在决策过程中,输入端的“知识”与输出端的“行动”在结构上是对应的。当决策过程一切顺利时,输入的是知识,输出的是行动。当非局部输入端出现问题时,输入往往仅仅是“信念”,而非“知识”。当非局部输出端出现问题时,输出往往仅仅是“意图”,而非“行动”。正如知识蕴含信念(但反之则不然),行动也蕴含意图(但反之亦然)。

讲座最后,威廉姆森分别探讨了知识和关于知识的知识的关系,以及关于知识的知识和关于信念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他探讨了“读心”能力——即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并指出这对社会性动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性物种若想进行有效互动,必须能够区分“知”与“不知”。詹妮弗·内格尔(Jennifer Nagel)的研究证据表明,在灵长类动物、鸟类以及2至3岁的人类幼儿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处于“无知”(缺乏知识)状态,但尚无法识别他人的“错误信念”。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下理论:理解“知”与“不知”的区别,要比理解“信念”(即相信某事)与“非信念”之间的区别更为容易。这些研究结果与“信念优先”观点所预期的恰恰相反。因为如果“知识”必须通过“信念”加上其他因素来分析,那么人们理应预期:在判定某人拥有“知识”的过程中,必然会包含对该人“信念”的判定。

威廉姆斯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简单情境下),“知识”之所以比“信念”更容易被认知(或被他人识别),在于“知识优先”和“信念优先”在读心启发式策略上的差异。前者采用“开放世界”启发法(Open World Heuristic),该模型假设主体(agents)对世界有着共同的理解,除非有证据表明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将认知过程“外包”给了环境。这种方式避免了实现真正“共同知识”时所必需的“关于地图的地图”所导致的无限倒退。后者从白板状态出发构建认知,要求主体必须有特定理由才会将某种信念归于他人,然而,这种方式效率较低,甚至在计算上可能不可行。由此可见,“知识优先”比“信念优先”的方法更为高效,并且为社会协调模型中如何运用“共同知识”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建模方式。

在评议环节,刘子轩就模型的适用范围和机制提出以下问题:该框架能否区分反射性行为(如打哈欠或对火的反应)与需要深思熟虑的意向性行动?该理论侧重于个体生存还是物种生存?特别是在个体利益可能损害群体利益的情况下,该理论如何解释?威廉姆森回应,虽然他排除了简单的反射行为,但并不要求行动必须经过“有意识的深思熟虑”才算作“意向性行动”;无意识的处理过程也足以让主体产生意向。他承认存在“心智行动”(mental actions)——例如英文中look与see之间的区别,并将自己的模型界定为专门适用于决策过程,即主体在其中权衡成本与收益,从而产生诸如“定向注意”或“倾听”之类的认知输出。其他与会者就知识的定义、其演化起源,以及它在非人类实体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合影

第二场讲座以“识别能力的一些用处”为题,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刘晓飞教授主持,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周理乾教授评议。威廉姆森从识别能力(recognitional capacity)这一哲学概念定义出发,通过三个应用实例阐述了这一哲学概念的意义。

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主讲“识别能力的一些用处”

威廉姆森将“识别能力”定义为: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模态,辨识自然类(狗、湖泊)、社会类(护士、警察)、人造物(椅子、笔记本电脑)、个体(你的母亲、碧昂丝)、事件(爆炸、降雪)等的能力。其主要特征包括:(1)易错性:识别能力可能会导致错误,例如将狼误认为是狗。(2)可靠性:它们通常足够可靠,能够支持人类的正常生活与实时行动。(3)快速性:这些能力会触发迅速、无需反思的判断(即系统一判断),无需经过有意识的思考。(4)非语言性:尽管人类会将这些能力与词汇联系起来,但非人类动物即便没有语言,也同样具备这种能力。

威廉姆斯反对传统牛津学派(以普莱斯、达米特等为代表)关于识别能力的主张,后者认为,识别能力是理解相关词汇或掌握相关概念的必要条件。威廉姆森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指出其所依据的是一种过于强调个人层面的语言观,但在实践中,即便个人缺乏识别特定对象的能力,他依然可以理解相关的词汇。若将识别能力与语言能力或概念能力联系得过于紧密,便会扭曲我们对识别能力的认识;因为为了维持这种联系,哲学家们不得不对识别能力的内涵进行稀释。他主张放宽这种关联以更清晰地洞察“识别能力”所具有的真正认知功能。

威廉姆森进一步探讨了三个实例,以说明识别能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一个实例是大卫·查尔莫斯关于“基石概念”(bedrock concepts)的理论。查尔莫斯将自然语言描述为一种概念框架,并提出了一种“消除程序”:在保持语言表达能力完整的前提下,将词汇逐一从语言中剔除,最终留下一组核心的基石概念(如“意识”“应当”等),最终整个概念框架原则上都可以从这些“基石”出发重新构建。威廉姆森认为,该模型存在缺陷,因为消除某个术语通常也意味着消除与之相关的识别能力。尽管我们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应付这种缺失——这类似于自然演化或社会演化系统中常见的“渐进式功能退化(graceful degradation)”(即每一步局部调整只会导致功能轻微下降)——但由于我们大量的知识都依赖于这些识别能力,因此这一过程揭示的并非基石概念,而是认知能力的逐渐衰减。并且,如果认真对待认知功能中每一次微小的消除,那么这种方法最终会推导出成千上万个基石概念,这与查尔莫斯的目标相悖。

第二个实例涉及归纳推导出的证据,通过非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通过条件化(conditionalization)被用作证据时,会导致概率出现一种不应有的提升。例如:你醒来后,通过感知获知了证据E:阳光明媚。你据此进行非演绎推理,得出结论A:现在是早晨。你将A作为证据,进一步推导出其他结论,例如C:现在是吃早餐的时间。由于从原始证据(E)到中间结论(A)的推理属于非演绎推理,因此在通常情况下,A在E条件下的先验条件概率小于1;在根据E进行更新(即进行条件化)之后,A的后验概率依然小于1。然而,若将A也视为证据并据此进行条件化,那么A的概率便会变为1。威廉姆森借助识别能力说明非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在何种意义上能被合理地用作证据,他认为,这一概率升高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部分:(i)获取证据E,使得基于该证据的概率能够根据E进行即时更新(无需时间间隔);(ii)这一过程在因果上激活了某种识别能力(例如识别“早晨”的能力),进而使主体获知A,这一阶段必须满足特定的认识论要求,例如“真理性”和“安全性”。

第三个实例涉及道德识别能力。威廉姆森指出,按照一种稳健的实在论道德观,我们拥有识别道德属性的能力,例如可以用来识别“残忍”这类属性。以保罗·博格西安(PaulBoghossian)为代表的道德理性主义者主张“孩子们正在做某件残忍的事”这一认识,属于后验道德知识,并试图通过演绎法将这类后验道德知识拆解为后验的非道德知识以及关于一般原则的先验道德知识的组合。例如:

大前提(道德层面,先验):在C条件下折磨动物总是残酷的。

小前提(非道德层面,后验)孩子们正在C条件下折磨动物。

结论(道德层面,后验):孩子们的行为是残酷的。

威廉姆森指出该进路面临如下问题:(1)特定结论概率可能远高于大前提,因此该结论的概率并非完全依赖于大前提。(2)我们对大前提的认可,本身可能依赖于“离线(offline)”状态下识别能力的运用——即通过想象,借助全称概括,将各种假设情境与道德属性进行比对与检验。这种方式实际上绕过了先验原则本身无法被直接感知这一难题,从而使这些原则得以被确认为真,或被视为真理范畴内的事物。

在评议环节,周理乾就识别能力的定义、分类和内涵相关的问题进行提问和评论:(1)“识别能力”是否是一个统摄性概念,若是,它是否会因涵盖范围过广而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2)语言的指称功能有助于识别能力,这与“语言不是识别的充要条件”的主张存在张力。(3)是否认为知道某事(knowing that)和知道如何做某事(knowing how)之间存在区分?如果是,识别过程是否更接近于knowing how而非knowing that?而在一些动物情境中,二者之间似乎并无界线。(4)道德识别作为一种感官知觉是否意味对道德事实进行对象式感知?(5)如果认为识别过程中涉及作为无意识推理的主动推理,那么实例2中“现在是早晨”这一结论的概率并非绝对等于1。

威廉姆森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首先,相比生物物种那样的自然类,识别能力更应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类”(epistemic kind),而这类范畴所具备的统一性,正是我们在认识论领域中所能合理期待的那种统一性,而这与获得方式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其次,识别能力并不本质上依赖于语言,即便没有特定的词汇来对应,人依然可以具备某种识别能力,关于语言指称功能和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指称功能并不会自动赋予你辨认特定对象的能力,相反,语言的指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识别事物的能力。再次,他认为Knowing how其实是knowing that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涉及一种实践性的表征方式,通常难以用语言明确表达。道德识别能力的对象是道德属性或道德关系,而非预设某种特定的“道德对象”本体论。最后,他区分了客观/神经科学层面的概率与证据/认识论层面的概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证据所蕴含的概率应视为1,即便神经科学模型可能给出不同的结论。其他与会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

讲座互动现场


(编辑:邓莉萍 审稿:陈波 终审: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