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彭文楷）6月3日晚，应五楼自拍-色情网-电影网站 陈波教授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特聘研究员，青年汉学家，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作五楼自拍 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第16讲“从‘人生观’话语到中国现代哲学史”。本次线上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五楼自拍 朱志方教授评论，国内外共400余名听众参与。

陈波教授主持

弗霍夫斯基指出，本次讲座作为其系列讲座的第二部分，旨在延续此前对1923年科玄论战的重审。他强调，传统的史学叙事往往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简单解读为对西方思想的被动模仿或封闭式移植，而他倡导一种新的、更具方法论意义的史学研究，以挑战既有的那些过于概括化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刻板印象。

弗霍夫斯基强调，这种对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的重新考察，是其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并且这种考察需要拓宽“观念形态”在蒯因意义上的范围，即将其视为一套描述历史和当下现象的概念工具。研究的关键在于警惕和避免重现负面范式，不将历史主义视为逻辑命题，而应以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作为建设性的起点。这一研究的目标是建立经验与创造、知识与远见之间的桥梁，将学术研究与对人类未来的愿景相连接。

讲座回到对于科玄论战的历史叙事。弗霍夫斯基认为，这场辩论并非孤立事件，理解这场辩论必须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宏大语境中。他进一步指出，这场辩论一定程度上缘于早期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扬·弗霍夫斯基博士主讲

其中，“罗素范式”（Russellian Paradigm）的崛起，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弗霍夫斯基将其定义为在1917年左右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关键词、理论和人物。这个范式类似透镜或筛子，过滤和塑造了思想，引发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高等教育。同时，这也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革提供了客观主义的基础，罗素本人也因此与中国的社会改良和社会主义思潮紧密相连。

罗素在其哲学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他被描绘成一位对科学有贡献的哲学家，尤其是在数理逻辑领域。同时，他也被迅速地与社会改良主义联系起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开放婚姻、性自由和两性平等的倡导者。罗素于1920年的访问，使得这种形象更加具体和个人化。然而，当罗素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听众更倾向于聆听关于实在论的讲座，而非罗素本人更感兴趣的当代心理学或马赫主义哲学。这表明中国听众对罗素的期望与罗素本人的兴趣存在差异。更深层次的悖论在于，如果罗素本人参与1923年的辩论，他可能反而会支持张君劢的立场，并且反对那些在中国宣传罗素哲学的人。这种悖论恰恰是理解中国思想界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自主性的关键。

1918年至1921年间，科学主义在北京思想界逐渐成型。由于罗素访华及其讲座的影响，以及罗素研究会的推动，一批哲学家（如王星拱、瞿世英、傅铜、张申府、赵元任）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了教职，并开始影响课程设置，使得课程更加偏向形式逻辑、英国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这种转变最终促成了科学主义的规范化。

在192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科学主义。罗素式科学主义（如傅铜等人）更侧重于物理科学和数理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反宗教运动相关联，强调个体小于集体。而杜威式科学主义（如胡适等）则以实用主义为代表，更侧重于生命科学和心理主义逻辑，与达尔文进化论和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概念相关联，强调集体小于个体。这两种科学主义在当时相互对立，杜威的实用主义有时因其在科学应用上的局限性而未能满足中国学者的期望，进而受到批评。

弗霍夫斯基指出，在当时的史学叙事中，1923年的科玄论战与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而新实在论的兴起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的关键，其作为罗素范式的一部分而出现。讽刺的是，新实在论最初是由张东荪在对新实在论逻辑主义的批判文章中被大量引入中国的，这种批判反而使其作为一个重要的、与张东荪和张君劢式的哲学并置的范畴得到确立。

1924年至1928年间，“北京新实在论者”群体开始形成，并与张申府等人紧密合作。其中，余文伟和彭基相是两位核心人物。余文伟发表了一系列倡导新实在论的文章，首次系统阐述了美国和英国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观点，并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科学观进行了批判。彭基相则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罗素的心理学著作、孔德以及笛卡尔的《谈谈方法》。1927年，余文伟和彭基相将他们的文章汇编成《哲学论文集》，旨在将新实在论与中国当时的哲学讨论联系起来。

1925年发生的一系列关于数理逻辑的公开辩论进一步推动了新实在论的传播。这些辩论最初起源于对罗素《数学哲学导论》的翻译的批评，随后演变为关于“无穷小”概念的讨论，并吸引了张申府、汪奠基以及余文伟和彭基相等人的参与。

其中张申府在1925年至1927年间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因胡适的阻挠未能重返北京大学，但他在中国大学获得了现代哲学教授的职位，并在教学中使用了余文伟和彭基相的译作。此外，他还加入了由章士钊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并启动了两项重要的翻译项目：一是约德（C.E.M. Joad）的《现代哲学导论》，这是第一本将罗素和新实在论置于现代哲学发展趋势中进行语境化阐释的著作；二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弗霍夫斯基强调，张申府在翻译过程中对术语的选择，不仅反映了中国语境的需求，也与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紧密相连。

弗霍夫斯基指出，此后的分析哲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发展逐渐由引入和翻译转向了新哲学的构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冯友兰。

冯友兰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虽然曾深受实用主义影响，但最终转向了新实在论，并成为中国学术界“新实在论的人生哲学”的先驱。这与此前科玄论战所引发的、对人生观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不谋而合。弗霍夫斯基详细描绘了冯友兰的思想旅程。他1923年的博士论文《西方与东方文化中的人生理想》中提出了“益道”、“损道”和“中道”的哲学类型，并将“中道”视为一种独特的实用主义的中国式哲学，超越了简单的文化本质主义。然而，冯友兰回国后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远离实用主义，将其视为“柔弱”的哲学，因为实用主义持有的怀疑论态度使其无法作为所有知识的来源。冯友兰转而将新实在论视为“中道”：既不相对化科学的重要性，也不排除其他感知方式，并能构建一套新的形而上学。这种转变在冯友兰试图重塑中国哲学史叙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将新实在论与中国传统（如新儒家）结合，并在1932年的“理”之辩中运用逻辑方法来阐述新实在论元素，显示出其思想如何回应中国本土语境的需求。

作为讲座的结尾，弗霍夫斯基提出了一个“近乎形而上学”的结论，强调历史研究并非旨在守旧，而是创新，旨在恢复思想的有机体，并为哲学发展提供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工具。他引用了张申府1937年的《我相信中国》一文，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张申府深感知识分子的责任，文中列举了中国文化的十个特定优势，指出中国有其过人的长处和特殊的贡献，并认为这些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弗霍夫斯基指出，张申府所表达的“相信中国”的理念，意味着要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抱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种相信并非盲目崇拜，而是认识到中国思想传统中蕴含的潜力。弗霍夫斯基认为，张申府的想法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韧性。

最后，弗霍夫斯基强调，如今中国已经不再孤立，西方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朱志方教授评论

在评论环节，朱志方教授首先表示了对弗霍夫斯基的讲座的感谢，并对讲座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内容进行了简要梳理。朱志方对讲座内容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在张申府关于中国文化优势的论述中，似乎遗漏了“中国没有宗教狂热和暴力”以及“重视教育与相对平等的社会流动性”这两大特质。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罗素对中国语言的观点，罗素认为，中国语言在很多方面并不方便，但区别于欧洲，书同文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关键优势。

弗霍夫斯基对朱志方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回应了上述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弗霍夫斯基认为张申府的观点受限于时代，但他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家庭”概念的重要性，区别于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中国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对宗教和教育的作用起到了替代和补充。弗霍夫斯基猜测，张申府的思考方向可能更侧重于中国文化在更深层面的本体论和人文关怀，而这些具体社会特点则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既定事实。对第二个问题，弗霍夫斯基认为，中国语言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哲学上的特殊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特根斯坦式的问题，因此还需要更复杂的深入讨论。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